内容提要：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在未来难以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对当前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现有消费理论基于生产-消费二分法，忽略了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机制，难以解释中国消费不足的现象。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为结构性不足，其直接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储蓄率高企，根本原因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包括垄断土地供给、扭曲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管制产品市场等。市场扭曲导致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抑制了消费需求，扩大内需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通过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关键词： 消费需求 市场扭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消费为什么重要?
消费、投资、净出口一直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作为总需求的核心组成部分，扩大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然而，基于总需求的分析方式仅适用于短期，扩大消费在长期内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很大争议。事实上，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上，降低消费率、提高储蓄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稳态人均收入水平。换而言之，扩大消费需求可能在短期内通过提高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则会因为储蓄率下降而损害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学者们对扩大消费需求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很多学者基于总需求分析框架认为中国应该扩大消费需求，而林毅夫、张军等学者基于新古典框架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通过扩大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扩大消费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如果人均资本量处于黄金律水平（Golden Rule）以下，扩大消费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将降低稳态消费水平和长期福利水平。如果人均资本量高于黄金律水平，扩大消费可以同时提高短期和长期福利。但是，研究表明，世界中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均资本量都处于黄金律以下，因此，提高消费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存在短期和长期的权衡。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福利的视角，扩大消费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在Ramsey模型框架下，如果市场是完备且竞争的，市场决定的消费率是最优的，任何政府干预都会带来扭曲，进而降低社会福利。那么，在当前宏观背景下，政府是否有必要通过政策来扩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无法直接用于分析当前中国消费问题。凯恩斯理论强调总需求，新古典理论强调总供给，而二者都忽视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考虑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难以分析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00年以来，中国消费率（总消费/GDP）持续下滑，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加入WTO之后都快速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不断提升。从图1可以看出，2000-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和对外依存度（（出口+进口）/GDP）快速上升，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比重超过30%，对外依存度超过60%，远高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对外依存度提高相对应的是国内需求的不足，这一期间，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均持续下滑，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外需驱动特征。
图1：中国需求结构变化：1995-2015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消费率最低的国家。2015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3%，居民消费率为39%，不仅远远低于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低于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同时也大大低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表1 世界主要国家需求结构（2015）
| 国家 |
美国 |
英国 |
德国 |
日本 |
韩国 |
印度 |
巴西 |
中国 |
国家消费率（%）
|
83 |
84 |
73 |
76 |
64 |
68 |
84 |
53 |
居民消费率（%）
|
68 |
65 |
54 |
57 |
49 |
58 |
64 |
39 |
数据来源: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经作者计算得到。
注：最终消费率是指（总消费/GDP）；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GDP）。
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中国历史经验看，中国都是一个外需依赖型的经济，外部经济条件变化对本国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外需拉动型增长模式的弊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面呈现出来。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疲软，中国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企业出口订单下降意味着利润率下降和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投资开始全面减少，经济增长率不断放缓。也就是说，外部需求的下降会通过影响生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相互作用是当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在此背景下，只有有效提升国内需求，稳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才能更好地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有所上升，出口占GDP比重和对外依存度（（出口+进口）/GDP）开始下降，这个指标不宜简单理解为中国经济开始从外需转向内需，实现平衡增长。恰恰相反，消费率上升和出口下降正是中国消费不足产生负面效果的体现。从数据上看，近年来，中国消费率上升的原因并非消费增长率的提高，而是因为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就是说，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造成了消费率的相对上升。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外需疲软直接造成了企业投资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投资和净出口下降导致消费占GDP比重相对上升，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在新常态下，依然应该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标准消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消费不足
标准消费理论都是从消费者行为角度解释消费需求。凯恩斯理论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水平。随之兴起的消费理论（如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等）则倾向于从跨期平滑角度分析居民消费行为，认为持久收入或终生收入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收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综合以上各种思想，逐步形成了以跨期平滑、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
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基于标准消费理论不同角度对中国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的原因提出了解释。第一种解释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Modigliani 和 Cao，汪伟等认为劳动力人口比例上升将提高居民储蓄率 。然而，这种解释与我国微观家庭储蓄行为不一定相符 。第二种解释以流动性约束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居民和企业进行更多储蓄，提高了我国储蓄率 。然而，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在近年来至少有所改善，而居民储蓄率仍在不断上升。第三种解释涉及文化、习惯、家庭偏好等方面因素 。同样，具有很强持续性的文化因素不太可能解释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快速下降。第四种解释主要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我国养老、医疗和住房体系改革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 。第五种解释从收入分配视角研究了居民消费下降的原因，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最近，Wei和Zhang对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说，他们认为男女比例失调是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婚姻市场的竞争导致有男孩的家庭进行更多储蓄，这种储蓄竞争将导致住房价格上涨，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储蓄 。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基本都局限于从需求面讨论消费不足的原因，就消费论消费，忽略了影响居民消费的供给面因素，鲜有文献从供给面研究如何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我们认为，中国消费需求属于结构性不足，而非整体性不足。具体而言，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而这些方面的供给却远远不足，造成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价格快速上升，直接压制了居民消费。相反，居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是相对有限的，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工业品的需求相对也会下降。然而，中国在工业品方面的供给却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最后不得不以出口形式消化过剩产能，形成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启动居民消费不能仅关注需求本身，还需要从供给面入手，寻找供给结构与需求层次不匹配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有效启动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三、为什么政策没有有效启动居民消费?
针对中国消费不足问题，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家电下乡、税收减免等。然而，中国消费不足问题并没有缓解，居民消费率在2000年之后持续下降。我们认为，当前政策难以启动内需的原因在于对中国消费不足的原因研究尚不够深入，从需求侧探讨消费不足的原因，并试图通过需求侧管理政策来扩大内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陈斌开等指出，中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储蓄率偏高 。居民收入水平是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必然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图2可以看出，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快速下降，这将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下降 。
图2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近年来，大量文献开始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发现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 、经济转型 和金融发展水平 等因素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由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关键决定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不断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部门转向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同时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部门转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这将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资本份额上升。因此，要促进居民消费，首先必须有效提高居民收入占比，而提高居民收入占比需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
除居民收入占比过低之外，居民储蓄率偏高是中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2000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1.1%。2014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居民可支配收入）高达38%，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为什么中国居民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且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和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因素有关。高房价导致居民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提高了居民储蓄率 ，教育和医疗费用的上升导致居民不得不为教育和医疗而储蓄 ，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压力使得居民需要为养老而储蓄 。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是造成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则是经济的供给侧存在制约，要降低中国居民储蓄率，也需要从供给侧入手。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居民消费
住房价格快速上涨是中国居民家庭高储蓄的一个直接原因，过去十年，中国房价持续上涨，使得居民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不断攀升。研究发现，政府土地供给管制是住房价格上涨背后的重要原因。2003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但城市土地供给被严格限制，这直接导致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同时，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有激励通过控制土地供给，推高房价，进而提高土地出让金收入。土地市场扭曲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背后的供给侧原因。
在要素市场上，除了土地以外，中国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存在很大扭曲，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形成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即同一城市内部有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这样的“新二元结构”。对于非本地户籍的移民人口，他们无法享受本地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同时在工作机会上也容易受到歧视，这将极大地抑制移民的消费 。中国金融市扭曲主要表现为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其主要形式是存贷款利率限制。李涛和陈斌开发现，以压低利率为主的金融抑制政策至少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第一、金融抑制导致居民存款收益下降，企业借贷成本降低，形成了居民补贴企业的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第二，在金融市场上，穷人往往是存款者，富人往往是贷款者，低利率政策本质上形成了一种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导致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而收入差距扩大将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第三，从居民消费行为角度看，利率是居民消费跨期替代的关键决定因素，低利率政策将通过替代效应降低居民消费增长率，同时通过财富效应降低居民消费水平 。
在要素市场扭曲（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同时，中国产品市场垄断也还没有完全消除。随着收入增长，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将持续上升。然而，中国教育和医疗供给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供给远远赶不上需求的上升，造成了“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等一系列现象。杨汝岱、陈斌开研究了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教育收费提高和教育支出不确定性上升提高了居民消费 。近年来，教育对消费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高等教育，对于质量较高的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上学贵、上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居民不得不“为子女教育而储蓄”。同样，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紧缺，居民还不得不“为医疗而储蓄”。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供给不足和价格畸高的重要原因都是产品市场垄断，缺乏竞争的教育和医疗市场造成了“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进而导致居民不得不为教育和医疗而储蓄。
由此可见，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包括土地垄断供给、户籍制度、金融抑制、教育和医疗等市场的管制等。要解决当前中国消费不足问题，不能简单从需求侧入手，而必须从供给侧改革入手，特别是通过改革当前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释放制度红利，扩大内需，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